清代大儒焦循曾写给他的同乡、阮元之从弟阮亨这样一副对联——书读秦汉以上，家在廉让之间。上联讲治学要专注经学，下联讲治家要做到廉让，其中既满含期许，也是焦循的夫子自道。焦循学问精深博大，阮元称其“于学无所不通”“于经无所不治”。请随我们走进扬州邗江的焦氏文化大院，一起领略这位读书人的治学治家风范。
循理而行 好学深思
从扬州城出发，驱车半个多小时，拐进黄珏老街曲曲折折的巷子，前面豁然开朗处，即为焦氏文化大院。
院子不大，青砖黛瓦，南面一间房中布设展板详细介绍焦循家风家训，北边三间房中以简单陈设复原焦循生活场景。最令人惊叹的，是陈列在书柜中的《焦循全集》，厚厚十八大本，计六百多万字。这是他一生的心血。
敬意油然而生，疑惑也相伴而来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，才会让这个常年生活在偏僻乡村的读书人，数十年如一日在学问的海洋中矻矻不懈并终于结出累累硕果？
其原因，从焦循表字“理堂”中或可窥见一斑。
焦循自小就表现出“读书种子”的聪慧和执着，其家乡扬州邗江至今还流传着他8岁“‘冯夷’二字读得对、阮翁赏识定佳婿”的故事。“阮翁”指的是阮元的族伯父阮承勋，焦循与阮元交往甚密，都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。
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，焦循早年也热衷功名，但好事多磨，直到39岁才考中举人，40岁进京赶考，出场后信心满满，结果还是榜上无名。失意之下，这年冬天，他匆匆返回扬州，二十多年求取功名不得，他深刻认识到自己“文章未解趋风气”，同时也发出“期颐山上鲤，富贵水中苴”的长叹，富贵与长寿均不可期，与其执着于功名，不如回归家庭、侍奉母亲，顺从本性、读书求学。
这个重大决定，是他放弃名利追求真我的醒悟，也是“循理”而为的自觉，最终促成了他读书治学的不凡成就。
扬州焦氏以《易》学传家，而《易》尤重“理”，强调“物无妄然，必由其理”“易简，而天下之理得矣”，即要按照事物的规律做人做事。受《易》影响，无论是法家的管子、本于黄老而杂以刑名的鹖冠子、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等，都认同“循理”这个命题，到了东汉，《释名》直接解释道——“顺，循也，循其理也”。
焦循的名和字，小而言之是被寄予了生活顺顺当当的美好愿望，大而言之则是肩负了家族寄望他钻研《易》学、光大门楣的深切期盼。
回到扬州数年后，焦循用参加纂修《扬州府志》得来的酬金，在黄珏镇兴建了一座结构简陋、四面置窗的二层小楼，名为雕菰楼（今已不存），从此“读书著书恒在楼”，谢绝应酬，足不入城。
焦循读书，贵在执理。在他眼里，读书没有捷径，其“理”就是好学深思。他一生著述甚多，经、史、历、算、声韵、训诂、医学、戏曲无所不涉、无所不精。别人以为他聪颖异常，他却常说：“吾生平最得力于‘好学深思、心知其意’八字。”弟弟焦徵也说他求知一刻不停，“学有辍时，思无辍时也。食时、衣时、寝时、行路时、栉沐时、便溺时，凡不能学时，皆当即所学而思之。”
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焦循足疾“连月必发，每发痛彻骨”，兼之右臂痉挛加剧，深感命数将终。与死神赛跑的两年多里，他焚膏继晷，唯恐志有懈弛，每天睡得很晚，上床后还在思考某处应查某书，起床后对照检查，凭借顽强的毅力继续从事著述与研究，期间完成了《孟子正义》草稿三十卷约七十万言。
学以致用 化行邑里
“理”“里”同音，焦循晚号里堂老人，也以里堂为字。
里字从田从土，本义指乡村居所，引申为里弄巷弄、乡里乡亲。以里堂为号，说明这个土生土长的邗江黄珏人，关爱民生，关注邑里。
距离雕菰楼不远的北湖，夏末秋初，触目俱是湖荡，举步即迎清风，丰茂水草间，时有飞鸟嬉戏，自在往来。这个画境一般的湿地，近年来经当地政府修复，已成为扬州北郊重要的生态人文空间。北湖从历史走进当下，最主要的依据，就是焦循的《北湖小志》。
古今大学者，不仅关注世间的大问题，也常常留心身边的人事物。焦循就是这样一位学者，他注重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。他的《北湖小志》记述了明末清初，北湖本身的情况和周围百里的古迹、忠孝节义人物的事迹等，详略得当，生动充实。阮元对此感叹：“使各郡县数十里中，皆有一人载笔以志其事，则郡县之志不劳而成矣。”
除了《北湖小志》，他还著有《邗记》六卷、《扬州足征录》二十七卷等；参与编纂嘉庆版《扬州府志》，承担了其中《山川》《忠义》《孝友》《笃行》《隐逸》《老释》《术艺》等七部分内容。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，为我们今天更深入地了解扬州、邗江、北湖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。
戏曲是当时乡村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，也是传播儒家忠孝仁义价值观的重要方式。当时二、八月间，黄珏及附近村庄人家办大事、喜事，习惯请人唱戏，农人、渔家欢聚其间，访亲会友，听戏赏剧，好不热闹。
这些戏主要以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罗罗腔、二簧调等地方声腔剧种为主，统称“乱弹”，又称“花部”。焦循喜欢看戏，“每携老妇、幼孙，乘驾小舟，沿湖观阅”。他评价这些地方戏“其事多忠、孝、节、义，足以动人；其词直质，虽妇孺亦能解；其音慷慨，血气为之动荡”，一言以蔽之，其中充满了乡里的善良、直白和质朴。
焦循独具慧眼，认为“花部”并不逊于当时在士大夫和盐商中流行的“雅部”（即昆山腔），“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，鄙夫之见也”。他的《剧说》一书，辑录汉唐以来近二百部书籍中论曲、论剧之语，而他撰写的《花部农谭》专门考评花部剧目，为“花部”正名。
焦循评论民间戏曲时提出的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的文艺观，直接影响了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。遗风流韵，如今当地还坚持举办戏剧节，在“里”上做文章，将地方戏名角名家请到乡里表演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除了地方史、地方戏，焦循也很关注地方事。黄珏远离扬州城，景色优美、生活安宁，“四月湖村泽草肥，桔槔声里鹭鸶飞，日长犬卧柴门静，馌妇携筐柳外归”，颇类世外桃源。不过，一旦遇灾，百姓生活难以为继。黄珏一带东、西分别邻近邵伯湖和北湖，汛期水灾尤其频繁，焦循深以为患。
嘉庆十年（1805）四月，他向地方主政者建议要对黄河、淮河系统施治，“必使数千里之形势括诸一心，数千里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贯通之”。次年五六月间，淮河泛滥，上游水纷纷倾入北湖，北湖下游堤坝却迟迟未开，百姓处于危险之中。时任甘泉县令在当时北湖一带“东北风烈”“浪高数尺”的情况下，既没有现场指挥抗洪，也没有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以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。救灾无门的焦循，悲痛难忍，愤然写下《上河水灾记》，记录水灾肆虐中的民生惨象，更对地方官不以民生为念提出批评。作为经学大家，他对黄珏这块土地始终念兹在兹。
治生为要 廉让为本
家学往往与家风共同传承。扬州焦氏家风重读书、厚德行。焦循父亲焦葱曾说：“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。”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焦葱病重，因担心日后子孙逼人还债或欠他人债不还而陷入无尽纷争，去世前还清自己的欠债，又将多年来他人欠自己的“数千金”欠条、凭据全部烧掉。
焦家本来殷实，甚至可说是富有，但到了二十多岁焦循主持家业时，父母相继病逝，加以连年灾荒，仅剩下田产数十亩，还遭人所骗被低价典卖，生活日见窘迫。焦循此后不得不外出当幕僚、训蒙徒，“以供一家口食”。
富而转贫，焦循感触良深。后来，他撰写《里堂家训》，第一句就是“儒者以治生为要”，强调要经营生计，使生活有基本的保证。如何治生，焦循认为有两个途径，一是“曰勤，曰俭，曰量入以为出”，他强调家庭花费要精打细算，考虑一年的日常家用、家庭大事、人情往来和疾病凶荒，不能逞一时之快而以“鲜衣美履夸耀于人”；二是“子弟必使之有业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者皆可为”，也就是要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至于工作种类则不必太过计较，读书、种田、做手工艺、经商等均无不可，决不能闲而无事，否则就会坐吃山空或者惹是生非。这样的治生观，实际上强调无论是否为儒，居家都要务实。
有感于此，他将父亲教诲自己的“退让”改为“廉让”。人生天地间，对于一些人和事，只能有原则谦让，不能无原则退让；对于财物，宁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。焦循知行合一，将自己主张的忠厚廉让落到实处，会试落第后，他以游幕、教书供养家庭，从不因达官贵人的厚爱而贪图意外之财，或谋求一官半职。
“家之不幸，莫如不肯教子弟。教子弟读书，不可不专，不可不严。”《里堂家训》反复强调，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子弟接受教育、专心读书。焦循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关于读书求学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很反感，称为“五可恨”：借口资质愚拙，不能读书，一可恨也；浅尝辄止，不能穷究经史，二可恨也；稍有长进就到处炫耀，三可恨也；参加府县考试偶有成绩，就自诩为名士，四可恨也；巴结权贵求官，“不顾生计，不实力读书”，五可恨也。
《里堂家训》还有很大一部分讲如何治学，如循序渐进、夯实根本、贵在创新、主治经学、态度谦逊等，都是焦循的经验之谈和肺腑之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里堂家训》除了讲自己甘苦，还说他人兴衰，不少篇幅是从历代典籍中辑录的家教经验，或寥寥数语，或详加论述，字里行间，真情实感，谆谆教导，语重心长。今天再读《里堂家训》，我们仍能感受到在被穷困与病痛缠绕的一生中，焦循持之以恒治学治家的精神力量。
为了纪念焦循，也为了更好地挖掘其家风家训的历史价值，助力新时代家风建设，扬州市邗江区将焦循嫡系子孙在方巷镇黄珏社区雕菰南街上的住所，改造为焦氏文化大院，成为扬州家风家训教育的重要阵地，自开放以来，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。
焦循将毕生精力用于治学与治家，其刻苦的精神、巨大的成就令人动容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走出焦氏文化大院，让我们回味更多的，是一个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追求的人、一个值得敬重的人、一个不忘初心的人。（赵建国）